作者 | 李小天
编辑 | 计然
凌晨，走出迪拜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大门，Juno瞬间被闷热潮湿的水汽所包裹——室内冷气冰冻过的眼镜片蒙上一层雾气。透过朦胧的镜片，Juno迫不及待地打量着这个光怪陆离的中东大都会。
这是2018年的9月，Juno刚结束了在英国四年的留学生涯。彼时国内就业状况严峻，Juno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一个在迪拜工作的机会，于是从英国来到迪拜。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迪拜机场的指示牌有三种语言，一种是阿拉伯语，一种是英语，还有一种就是中文。
“对中国人的这种待遇，我想除了泰国，在其他国家可能都非常罕见了。”Juno回忆说。
2018年，也是中国与阿联酋双边合作突飞猛进的一年：中国成为阿联酋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409.8亿美元；阿联酋与中国签署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许多中阿合作重点项目落地生根；2018年底，中远海运港口阿布扎比码头正式开港，逐步成为海湾地区极具竞争力的重要航运枢纽……
在中东的五年，Juno见证了中东各国的经济开放与社会巨变，“现在是中东发展的上升期，各个国家推出很多政策来吸引企业和人才，外籍职场人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一些时代红利。”
例如，2021年4月，阿联酋内阁通过了《阿联酋人才吸引和保留战略（UAE Strategy for Tale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旨在让阿联酋成为外籍人士生活、工作和投资的首选目的地；推动沙特阿拉伯国家战略规划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也在2021年2月宣布，要在2030年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人口提升一倍，同时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将总部迁至沙特；而2022年因举办世界杯被全球瞩目的卡塔尔，在其主权财富基金(QF)官网上强调，卡塔尔的愿望之一是成为科技创业和创新中心，为此，卡塔尔将吸引全球人才来此创业与投资。
根据美国职业资源平台Resume.io的一项报告显示，2023年2月，卡塔尔首都多哈、阿联酋的迪拜和硅谷所坐落的美国旧金山并驾齐驱，成为LinkedIn发布的职位候选人数量最多的地方。
全球打工人，正在涌向中东。
1. “海湾时刻”——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
今年7月初，Bushra时隔三年后再次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她惊讶地发现，街头有很多年轻女孩敞怀穿着ABAYA（阿拉伯罩袍），长发披肩，烟熏妆容搭配烈焰红唇，一边走还一边吸着电子烟。
放在几年前，外籍女性来到沙特，是会被要求从头到脚裹上全黑罩袍的。随处可见的Mutawas（沙特监督人们遵守宗教法规的宗教警察）会以女性不戴面纱、化妆或者做美甲为由，将她们驱逐出公共场所。
除了女性赋权外，沙特更具象的变化体现在城市风貌上。如今，利雅得的中心购物场所——利雅得公园购物中心（Riyadh Park shopping mall），凌晨两点依然灯火通明、流光溢彩，本地导购会热情地招徕外籍游客；而在此前的许多年来，这个购物中心的大部分区域不被允许向外籍人士开放。
这些场景向全世界昭示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正在中东进行着。
沙特是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地方。几十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严苛禁欲的伊斯兰教氛围下进行统治。国民让渡政治参与权，换取由王室掌控的石油资源所带来的丰厚福利。这一“食利经济”模式让国民普遍缺乏生产力和创造力，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形态发展滞后。
而从2014年起，全球石油需求持续下滑给沙特带来深层焦虑；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对沙特发出一份警告——五年内其国库将要被消耗殆尽。
因此，在2016年，沙特的实际统治者萨勒曼王储推出激进的国家转型计划：“沙特2030愿景”。这项改革计划为沙特确立三大愿景目标：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心脏、全球性投资强国、亚欧非枢纽。
为此，沙特接连推出措施，致力于让本国摆脱对石油的过分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从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旅游业，到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体育赛事与游戏竞技，沙特政府多面下注、寻求转型。
“欢迎更多有才华和技术的外籍人士加入沙特劳动力队伍”被写入如同国策般存在的“沙特2030愿景”。
2022年10月，沙特宣布为全球160个国家的外国学生提供长期和短期教育签证。这两类签证针对的，是出于教育目的而希望前往沙特学习或访问的国际学生和学者，持有者均可免除提供担保人的法定要求。
毕业于北京某大学的Eva通过外国求职网站，得到了在沙特斥资五千亿美金所打造的跨国商业特区NEOM工作的机会。
Eva告诉霞光社，为NEOM工作的员工来自全球各地，他们是业务发展总监、数字化转型专家、高级律师、城市规划师等，他们和家属生活在一个近似乌托邦的生活社区内，可以免费享受五星级自助餐、医疗教育、健身和清洁服务。
为了让员工可以安心工作，沙特政府还特意为他们的孩子修建了一所国际学校。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NEOM最高级别高管的平均工资为110万美元（这个薪资数额还不包括奖金），是美国高级管理人员平均收入的两倍多。
配套完善，福利优厚，收入倍增，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来沙特呢？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这里的社会风气与城市风貌也逐步得到改观。利雅得开始变得生机勃勃：2018年，女性被允许开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禁止的电影院也得以重新开放，音乐盛会和狂欢派对接踵而至；2019年9月28日，沙特开始对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等49个国家/地区公民发放旅游签证，而在此之前，只有商务旅客、外籍雇员、学生和朝圣客才可以进入这个神秘国度。
2023年1月20日的晚上，炙手可热的韩国女团BLACKPINK在利雅得登台表演。华灯初上的利雅得，全城闪烁着粉色的光芒，黑色夜幕中绽放出一朵朵粉色烟花。身着罩袍的沙特女孩子举着粉丝荧光棒，和她们的爱豆一起嗨唱热舞。
沙特所有这些变化，都对邻国阿联酋构成了挑战。
长期以来，阿联酋一直是海湾地区首选的商业中心。和沙特约2670亿桶石油储量相比，阿联酋大约1110亿桶的储量数字让它更有竭泽而渔的危机感。于是，在通过石油出口获得丰厚资本后，作为阿联酋七大酋长国之一的迪拜，在上世纪70年代率先开始转型——房地产、转口贸易、金融服务和旅游观光取代石油，成为其支柱型产业。
不过，去年6月来到迪拜工作的某科技公司外派员工Jenni发现，现在很多中国出海企业都把中东业务中心往沙特迁移，“但目前利雅得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水平仍和迪拜相距甚远，可能之后会有大的改善吧。”
在中东工作的外籍顾问们，已习惯了在工作日飞往利雅得参加会议，然后在周五返回迪拜享受周末的欢愉。
由于担心失去竞争优势，阿联酋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
首先是入境政策放宽。2018年5月，阿联酋内阁会议决定将向外籍投资人和工程师、医生等专业人才及优秀留学生发放10年长居签证。在此之前，签证时长上限为3年，这意味着在阿联酋的外籍人士每3年就要续签一次；2020年底，阿联酋扩大了黄金签证可申请人士的范围，并为达到一定收入水平、5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推出了五年退休签证；在此基础上，阿联酋推出远程工作签证，允许在海外工作、月薪5000美元以上的职场人在阿联酋居留一年。
在签证政策之外，这里的社会习俗也发生着巨变。过去的三年里，阿联酋彻底修改了长期受伊斯兰教法管辖的家庭法，饮酒法也变得更为宽松；自2020年起，未婚夫妇被允许同居，而在之前的阿联酋，这是一种犯罪行为；2021年开始，首都阿布扎比放开为非穆斯林举行民事婚姻的约束；去年，阿联酋甚至改变了日历，放弃了周五和周六的周末，转而采用周六和周日的周末，这样可以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
这些变化，随后蔓延到周边其他国家。今年2月，其他六个酋长国也纷纷效仿上述做法，在各自国家展开一场变革。
整个中东大地，正在改天换地。
阿联酋政治学家Abdulkhaleq Abdulla将这些海湾国家的变革称为“海湾时刻”：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为代表的六个海湾国家正在作为新的经济中心和创造力中心逐渐崛起，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着愈来愈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的中东就像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Juno说。
2.历史转型期的混杂感
“阿联酋的治安非常好，即便在深夜，女生独自外出也觉得很安心。”很多生活在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女性职场人告诉霞光社，这是她们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盖普洛发布的《2021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中，阿联酋在“法律与秩序安全性”排名中仅次于挪威，位居全球第二；而在“人们独自行走感觉最安全的国家”排名中，阿联酋在全球名列榜首。
在2022年，有1436万名国际游客前往阿联酋。但其实阿联酋并不是一个自然景观丰富多元的国家，它更多吸引了商旅与休闲游客。而在阿联酋去年发布的2031旅游战略中，明确提出“到2031年每年入境游客达到4000万人次”的目标。
在今年通过高中同学内推从台北来到阿布扎比做程序员的Yammy说，初到阿联酋，会被这里美轮美奂的建筑震撼到失语：城市空间中遍布直插云霄的摩天大厦，白天就像湛蓝天幕下的玻璃森林，落日余晖时被镀上一层金黄，华灯初上时会有霓虹闪烁；而到了沙漠地带，则是无边无垠的广阔荒漠。城市景观与自然地貌交融糅杂在一起，有一种离奇的混杂感。
混杂感，是理解迪拜、阿布扎比这样中东城市的关键词。
这种混杂感体现在女性的就业和生存状况上。政府自上而下推出平权举措，新的性别观念与女性主义思潮汹涌而至，但现实桎梏与人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依然积重难返。
例如，2016年，沙特在“2030愿景”中将“女性就业率提升到30%”定为国策；2018年，阿联酋内阁批准了《男工同酬法》；2021年，阿联酋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第一个为私营企业的女性和男性雇员推出全薪育儿假的中东国家。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东女性的职场参与率仅为19.8%，仍远低于男性（同年为75%）。
今年被外派来到阿布扎比从事石油行业的lily说，她感觉中东女性处于被现代和保守两种思维裹挟的矛盾状态。她和本地的女性同事一起逛街购物时，这些经济独立的中东女性会被琳琅满目的彩色罩袍所吸引，“但她们从来不穿这些彩色罩袍来上班。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会说，每次鼓起勇气想穿上彩色罩袍时，又会不由自主地拿起那件黑色罩袍。”
lily也有一次因为穿着问题而被阿布扎比街头的警察问询。“我那天只是穿着一条比较短的牛仔热裤，搭配一件比较宽大的T恤，有个警察就叫住了我，让我以后出门穿一条更长的裤子。”
在澳洲获得硕士学位的lily觉得，可能只有在中东，女性才会因为日常穿着问题而惊动警察。
混杂感还体现在君主专制、政教合一与现代经济形态的奇异共存。在Juno看来，中东各国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司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不像现代司法一样客观严谨。它有很多主观层面的解释，会带来一些麻烦。
就像中东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某位中国籍高管告诉霞光社的例子：“游戏行业现在在中东大火，但在不远的过去，游戏还因为宗教原因被中东人视为赌博，目前才被慢慢放开管制。因此在实际支付过程中，还是会出现被卡组拒付的情况，需要不断地磨合风控。”
混杂感也体现在商业伦理所要求的契约精神与部落社会人情往来的对撞冲突中。事实上，为了应对巨大的市场和文化差异，有很多中企在进入沙特时会选择和本地企业合资经营的模式。比如出海沙特的中国物流公司顺丰，就选择和沙特本土的阿吉兰兄弟控股集团合作，在利雅得合资创办了AJEX埃捷国际物流，并于2022年1月正式投入运营。
合资运营，能够更快地取得当地政府信任、借助本地力量拓展人脉关系。“他们尤其在意你是某某推荐来的朋友，你和某某有着怎样的交情。”上述中国籍高管说，中东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
3.职场不卷，房价友好
中东无疑是一个生存空间被阶级秩序清晰划分的地方。
这里的数百万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人处于生态链的两极：一极在烈日灼心下叫卖一块钱一杯的karek tea（一种印式奶茶），或者是在骄阳似火中修建大厦楼宇——根据人权组织的统计，在卡塔尔多哈世界杯场馆建设中，不幸去世的尼泊尔建筑工人多达上千人，许多农民工的月收入不300 美元，工资经常被拖欠或未全额支付；而另一极，则是跨国企业中随处可见的印巴籍高管。
Juno介绍说，在她所从事的新能源行业，实际控股人多以中东本地人为主，在管理层多为欧美人。而随着中东各国与中国政商往来的加强，很多外资企业的中高层职位，也倾向于聘请有海外背景的中国人或是新加坡人。
“迪拜有一些规模颇大的中资企业，比如中建中东、上海振华、中国中铁、中港集团，还有华为，如果你是在这些企业里面工作的话，这里的人自动就会对你的身价有一个判断。”
lily则说起在阿布扎比职场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某位来自叙利亚的打工人来中东求职，以叙利亚国民身份面试则屡屡受挫；后来，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拿到了一本澳洲护照，发现情况开始变得丝滑无阻、一路绿灯。
在这里，你能找到什么样子的工作，和你来自哪个国家有很大关系。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中东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2019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拥有总收入的23%，几乎是位于中下层共计50%人群所得份额的两倍。
在迪拜工作生活五年多的Juno反而觉得，在职场上，迪拜不同阶层之间的区隔没有那么难以逾越。“我之前在会计事务所和银行都工作过，接触到的客户基本都是头部跨国公司的大佬。我觉得如果在国内，很难在这个年纪接触到这个圈层的人。可能因为迪拜是一个高度压缩的社会，就像中国香港一样，本身就这么小，所以不会有不同阶层生活在不同时空次元的折叠感。”
但来到中东的中国职场人，都爱上了这里work-life balance的节奏。
阿联酋的联邦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加班，但一天加班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如果工作性质要求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工作，那么他将有权获得正常工作时间报酬125%的薪酬；而如果是晚上10点到凌晨4点之间加班，这一比例可能会提升到150%。
沙特劳工法规定，服务满五年的员工有权享受30天的年假，并且雇员的雇佣期将持续到定期雇佣合同结束。在到期之前的任何终止都可能被视为无效，除非员工出现严重不当行为。
Jenni发现，在迪拜工作，周围的同事会到点就走；休闲时间几乎从不加班，因为需要对接的合作伙伴不会在这个时间工作。“有时和国内的同事聊，发现他们晚上开会到八点，每个季度都会裁员，对比之下，迪拜的工作环境真的很棒。”
Yammy的高中同学已经在阿布扎比工作四年，每年会有25天的假期，她能够去欧洲旅行五六次。Juno在迪拜感受到了“认真生活”是一种什么体验：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去自驾；不热的时候会去冲沙，或者在沙漠骑马，晚上烤全羊、露营、看星星；也经常会有朋友组织出海钓鱼、徒步或者打网球。
1996年出生的她决定定居迪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回国的话实在卷不动了。”
来自各个国家的打工人有勇气定居迪拜的底气，是这里相对友好的房价。在迪拜市中心地段的房产，平均房价在4-5万元人民币/平米左右，而非核心地段房价则在2-3万元人民币/平米左右，远远低于国内一线城市市中心动辄每平米10万元以上的房价。
Jenni作为科技企业外派员工，算上公司补贴，月薪比在国内涨了30%-50%；Jenni的老公也作为国企员工在迪拜工作。他们把女儿和Jenni的母亲一起接到迪拜，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刚来没多久，他们就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
“四五百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可能只能买到五环边上的小两居；而在迪拜，可以买一栋别墅，而且装修精良、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或者直接出租，居住环境比国内一线城市好太多。另外，迪拜房子的出租回报比非常高。我买的房子人民币大概480万元左右，现在年租金有40多万元。”Jenni介绍说，迪拜的房市现在非常火爆，她所在公司的某个以色列产品代理，来到迪拜对接工作，“顺便”就购置了两套房产。
从2021年开始，迪拜的房价持续飙升。从俄乌战争后寻找资金避风港的俄罗斯富商，到石油价格飙升后现金充裕的海湾邻国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形形色色的高净值人士涌入迪拜。
截至2022年9月，阿联酋的优质房地产价格相较前一年飙升了70.3%，成为全球知名房地产咨询公司莱坊全球指数中涨幅最大的城市。2023年第一季度，迪拜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房地产市场，超过香港和纽约，交易额达3000亿元人民币。
房地产的热度也让很多和Jenni一样的外籍上班族转型成了当地房产中介，“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很多欧美人，看来在迪拜卖房赚得实在不少。”
但这依旧是高净值人士的资本游戏。Jenni告诉霞光社，为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职场精英做家庭保姆的菲律宾人、非洲人，月薪仅为1400-2000迪拉姆，几乎是迪拜平均月薪16,775迪拉姆的十分之一。
lily也观察到，在阿联酋，从事体力劳动的印巴人，居住空间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的群租房床位，日常娱乐是在48度的天气里坐在路边绿化带上聊天。迪拜的高档商场会有保安把守，他们通过肤色和衣着服饰判断来客所处的阶级，皮肤黝黑的印巴人无法入内。在中东，连公共空间里的免费冷气，都严格地按照阶层分配。
4.无法Settle down，只能Move on
Yammy来中东之前结了婚，现在和老公一起生活在阿布扎比；lily在考虑要不要在迪拜投资一套200万迪拉姆（约391万元人民币）的房产，来获得长达10年的黄金签证；Jenni的女儿到了该上托儿所的年纪，为了接送方便，她选择了家门口3个月10,000迪拉姆的国际学校，这个价格只相当于国内一线城市的一半，原本只会讲中文的女儿和来自多个国家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渐渐也学会了一些英文单词。
但她们都觉得，永远生活在这里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就算工作到40多岁，也要想其他的出路，回国，或者是再去别的国家。”
签证是一个关键问题。对阿联酋外籍人士而言，居留权取决于工作签证。尽管近几年来，阿联酋政府为吸引全球专业人士不断优化签证政策，但入籍成为本国公民依旧不太可能。
阿联酋护照被评为世界上流动性最好的护照之一。然而，外国人不能申请公民身份，他们必须由阿联酋王室成员或官员提名，内阁拥有最终决定权。
Yammy之前曾在美国湾区工作，她觉得相较于美国的入籍政策，中东是一个让外籍人士无法落地生根的地方。尽管在阿联酋，90%以上的常居人口都是外国人。
事实上，中东各国也只为在本国工作、投资或创业的外籍人士敞开大门。签证制度和几乎无法入籍的约束，决定了这里基本没有不工作的职场人。打工人在这里赚取的薪资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同样也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性保险。而这里的本国公民，教育、医疗、买房都有政府给予的补贴与激励方案，阿联酋公民只要工作满20年、年龄满49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和退休福利。
因为几乎无法settle down，所以大家也都逐资本而居，来来去去。Juno在迪拜五年，生活圈里的人换了不知多少波，很难真正地彼此熟悉、建立稳定持续的亲密关系。尤其在盛夏时节，在室外永远感觉到闷热、黏腻、窒息，眼前的高楼林立看久了也觉得千篇一律，有时她也会考虑，要不要离开这里。
Juno的家在北京，来迪拜之前在英国留学，在迪拜也接触过几乎来自各个国家的职场人，她发现全球性城市都有相似的共性：充斥着被工作伦理和消费美学规训的理性经济人，用工作来定义自身价值与尊严，在黄金时代里满足壮志雄心，但也在资本的驱动下漂流不定，社会联络日趋脆弱稀薄。
发展主义的神话曾经降临在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21世纪初的北京、上海，如今，似乎又来到了中东地区。
“这样想来，迪拜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吧。”Juno说。